一、CIDS的島航田野,目標導向、結構清晰、快速精準。
在當代的政策設計、科技治理、永續發展與公共溝通中,進田野不只是錦上添花的加分項,而是必要的基礎工作。我們面對的問題越來越複雜:氣候變遷、能源轉型、數位治理,同時牽涉技術系統、權力關係與在地知識。數據告訴我們趨勢,專家告訴我們風險,但唯有田野,才能告訴我們在地的人們經驗到了什麼。
或許有些人對田野的想像是去現場走走看看、訪問幾個人、拍些照片(也自拍)。但對CIDS而言,田野是一種技藝(craft),目標導向、結構清晰、快速精準。島航田野的核心是在有限的時間內,以扎實的前置準備為基礎,像導航系統一樣瞄準關鍵節點,有效率地抵達最核心的目標。這種工作方式對研究者本身也是高強度的考驗。從議題閱讀、利害關係人盤點,到交通安排、心理調適,每一個環節都需要在出發前就妥善準備。在田野現場,研究者必須同時資料蒐集心態的開放性、對議題場域打破沙鍋問到底的熱情與分析的清醒度,在突發狀況與意見衝突中保持判斷力。田野作為技藝,正是體現在這種將知識、方法與臨場應變融為一體的實踐能力之中。
二、為什麼必須進田野?|當代決策的盲區
在田野工作中,最難被其他方法捕捉到的,往往是利害關係人的處境、立場選擇的理由、想法,以及他們在意的目標。可能有些僵局,還需要探問他們的底線在哪裡、又願意在哪裡退讓?這些在新聞、報章雜誌、報導,甚至紀錄片上都很難看到,但恰恰是分析與議題盤點時最需要的關鍵影響。
田野讓研究者得以觀察肢體語言、積極聆聽敘事、感受語氣與態度,從而判斷一個人對議題的態度,以及和其他人之間的關係網絡,如何影響他的價值和立場。這些第一手材料,是任何次級資料都難以提供的。
專業知識的侷限:誰的知識才算數?
政策設計往往以專業機構的知識由上而下進行傳遞。但在許多議題上,關鍵的知識可能存在於地方居民的日常實踐、社區組織的運作。不進田野,我們就只能在既有的框架打轉,看不見那些被排除在外的聲音與視角。更危險的是,我們可能在不自知的情況下,將某種特定的知識體系當作唯一標準,從而忽視了真正影響政策推行的關鍵因素。CIDS的田野工作,正是為了打破這種的框架,讓地方的聲音有機會被認真蒐集、分析,並轉化為有意義的對話材料。
三、進田野前的錦囊包
反身性(Reflexivity):檢視自己的立場
每一位進入田野的研究者,都帶著自己的身份、經歷、預設與偏見。這不是需要消除的問題,而是需要被意識到並加以管理的。
以CIDS的田野經驗為例,研究人員在初次進入恆春時,往往被當地居民辨識為「台北來的外地人」。這個身份有其限制,包括語言、生活經驗、對地方生態的陌生,但也意外因為被視為對地方一無所知的人,受訪者反而更願意從頭說起,介紹各種超出議題範疇的在地知識與生活細節。這些看似題外話的內容,往往是理解地方脈絡珍貴的入口。

「我不會預設受訪者一定要說出什麼立場我才收工。比較多的是在過程中覺得——喔,原來如此。那種驚訝、好奇,反而常出現。」
田野反身性實踐的體現在於不以自己的問題框架去套田野,而是讓田野知識引導你看見什麼。田野工作,不只是自我審視,也體現在田野現場的每一個感知動作上:注意受訪者回答時的停頓與語氣、觀察場所的空間配置與物件擺放、感受一個社區在日常慣例中透露出的集體心理。走進田野的工作者用眼睛看、用耳朵聽,也用身體感受現場的氛圍與張力。這種對環境保持持續開放的感知能力,需要刻意培養,也需要在一次次進場中慢慢磨練。
批判性思考:質疑理所當然,提出好問題
田野工作要求研究者持續挑戰那些從次級資料或刻板印象中,看似理所當然的預設。政策文件說某項政策已充分溝通,田野可能告訴你地方複雜的利害關係與立場選擇的深層因素,又或是資源分配不均的問題等現實與預設之間的落差。
這種獨立思考,具體體現在提問的能力上。好的田野問題不是把訪綱上的字照順序念出來,而是在對話流動中保持敏銳,進而產生更多的提問,捕捉受訪者語氣轉變的瞬間、在一個看似平常的細節裡辨識出值得追問的線索。這種能力仰賴充分的背景知識,也仰賴對場域一切的好奇。田野不只是蒐集資訊,而是真正理解一個場域的權力結構,這種批判性思考讓研究者保持對多元且複雜的敏感度,不讓結論這麼快就形成,而錯失了有意思的發現。
面對挑戰的心智能力
田野現場充滿不確定性:受訪者臨時取消、對話陷入僵局、遭遇與預設完全相反的立場,這些都是田野的日常。田野人需要培養的,不只是應對這些狀況的技巧,更是一種心智上的穩定。出發前安頓好身心、在高密度的田野節奏中維持基本的體力與專注,是田野工作有效運作最容易被忽視的。田野作為技藝,始終是從認識自己開始的。
四、結構性的田野|田野如何被設計
有目的的探索,不是隨機漫步
田野工作看似靈活,背後卻有嚴謹的設計邏輯。CIDS的田野準備包含三個核心工作:議題研究(政策脈絡與次級資料)、利害關係人盤點、以及進場前的溝通與信任。
這三者讓研究者在有限的時間內,以最有效率的路徑抵達最關鍵的知識節點。CIDS通常以三到七天完成一個地區的密集田野,每天安排三至四場訪談,這種高密度的工作節奏,仰賴的正是扎實的前置準備工作。
田野工具箱:訪談、觀察、文件、影像
訪談是田野的核心,但訪談的品質高度依賴問題設計。好的田野訪談不是照本宣科地逐題問答,而是以充分的背景知識為基礎,在對話流動中靈活調整問題的切入點。
「你要有足夠多的背景資訊,他講到A點的時候,就可以順著某個小故事,直接跳到問B。你所有想問的事情基本上就可以問完,不用照原本白紙黑字寫的那樣子。」_ 研究組組長許鈺昕
除了訪談,觀察、文件分析與影像記錄共同構成了田野的多層次資料結構。觀察讓研究者捕捉到語言以外的訊息;文件提供了歷史脈絡、日常官方立場;影像則保存了現場的空間感、人們的情緒與氛圍,是後續分析與報告中難以替代的素材。
CIDS也特別強調團隊田野的價值。兩人或三人一組的田野配置,讓不同背景的研究者得以從各自的視角觀察同一場域,然後拋出各自的詮釋,回來後的討論往往是最豐富的知識生產時刻。不同詮釋之間的張力,正是田野能夠產出複雜理解的關鍵。

五、結語:從現實轉為決策材料
田野工作最容易被忽視的環節,往往是後續的分析與再應用工作,也就是如何將龐雜、豐富、甚至相互矛盾的田野材料,轉化為可供政策制定者理解與使用材料。
CIDS發展出一套田野轉譯的工作方法,包含:
- 主題編碼:我們從問題意識出發,將訪談記錄與觀察筆記中辨識重複出現的模式、矛盾點與關鍵轉折,形成可分析的主題結構。
- 視覺化呈現:以利害關係人地圖或 StoryMap 、簡報等數位工具,讓複雜的現實關係變得可視、好理解與討論。這種轉譯方式讓複雜的關係與衝突點,轉化為各方皆能低門檻參與討論的介面。1
- 策略對接:田野的終點不在報告書,而是行動。我們將田野發現直接連結至後續的活動設計建議、溝通策略或政策調整,讓「驚艷」時刻持續發生。


田野材料的應用,也因議題性質與政策狀態而有所不同。若政策尚未定案,田野發現可能得進入規劃討論,協助納入地方視角;若政策已經確立,田野觀察則可轉化為溝通策略的調整依據,縮短政策執行與地方認知之間的距離。更長遠的影響,則可能以研究發表、倡議論述或教育教案的形式發酵,讓田野所看見的現實,在時間的積累中,逐漸形塑更多人對議題的理解。
田野有用之處,是讓不同的資訊與觀點得以交流,CIDS作為中介者與平台,讓這種交流成為可能。田野是當我們真的想要理解現實、做出有效決策時,不可繞過的基礎功課。這是CIDS對田野工作的信念,也是我們持續在各個場域深耕實踐的原因。